透視特朗普政府的國防政策，其中既有對奧巴馬政府“改朝換代”式的調整變化，也蘊含著美國國防政策本質不變的內在邏輯。

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(tǒng)近4年來，從威脅退出北約到推出所謂“印太戰(zhàn)略”；從反復撤兵增兵中東到在南海不斷挑事；從叫囂“今夜就開戰(zhàn)”到“不尋求與伊朗發(fā)生沖突”；從聲稱不當“世界警察”到妄圖打造由美國領導的所謂“反華聯盟”，其國防政策的一系列操作，讓全世界錯愕不已。

透視特朗普政府的國防政策，其中既有對奧巴馬政府“改朝換代”式的調整變化，也蘊含著美國國防政策本質不變的內在邏輯。

強化軍力建設，弱化對外用兵

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視軍力建設，把強大的軍事實力和強硬的軍事手段作為“讓美國再次偉大”最重要的支撐。

一是大幅增加軍費預算。改變奧巴馬政府的軍費自動削減政策，年均增幅超過5%。2019財年達到7170億美元，占全球總軍費的39.7%；2020、2021財年分別達到7380億、7405億美元，連創(chuàng)歷史新高。

二是大力擴充軍隊。要求海軍現役艦船由272艘擴充至350艘、空軍戰(zhàn)機由1100架增至1200架以上。增加軍隊員額2.59萬人，恢復2011年解散的第二艦隊，成立第六軍種——太空軍，將網絡司令部提升為聯合作戰(zhàn)司令部一級。

三是承諾為美軍配備最先進的武器裝備。以深度學習、人機協同、人-機戰(zhàn)斗編隊、輔助人員作戰(zhàn)以及網絡賦能為重點，加大“第三次抵消戰(zhàn)略”投入力度；大力發(fā)展高超聲速/常規(guī)快速打擊能力、先進飛機、定向能武器、戰(zhàn)場機器人，投入1萬億美元更新核力量，推動核武器向實戰(zhàn)化、低當量、小型化方向發(fā)展，全面提升核威懾能力。

但在不斷提升軍力的同時，美國對外用兵的強度、頻次卻總體下降。2014年美軍強行進入敘利亞后，僅在2017年和2018年以敘利亞政府進行所謂“化武襲擊”為由，空襲了敘利亞部分軍事設施。2018年結束打擊“伊斯蘭國”極端組織的主要作戰(zhàn)行動后，美國也將5200名駐伊拉克美軍的軍事任務，由反恐轉為了向政府軍和警察提供軍事支持。

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后，美伊關系迅速轉為對立。不過，2019年6月伊朗擊落美軍無人機后，特朗普卻緊急叫停對伊朗的軍事打擊，僅派出航母戰(zhàn)斗群進行軍事威懾，極力避免與伊朗發(fā)生直接軍事沖突。直到半年后的12月29日，美軍首次派遣戰(zhàn)機轟炸了伊朗在伊拉克的基地，突破了美軍不與伊朗軍隊直接交手的“默契”。

在朝鮮半島問題上，特朗普雖然在聯合國大會上公開威脅要“徹底摧毀”朝鮮，但也明確表示“軍事打擊朝鮮不是第一選擇”；對委內瑞拉，特朗普雖多次私下對馬杜羅政府發(fā)出戰(zhàn)爭威脅，目前卻似乎無意進行軍事干涉。

與奧巴馬相比，特朗普對外用兵以軍事威懾為主，特種作戰(zhàn)和空襲行動為輔，未派出大量地面部隊與相關國家進行直接作戰(zhàn)，對外用兵的強度和頻次較奧巴馬政府時期總體有所下降。

繼續(xù)戰(zhàn)略東移，身陷次要方向

在經歷阿富汗戰(zhàn)爭、伊拉克戰(zhàn)爭和國際金融危機后，奧巴馬政府執(zhí)政后期推出“亞太再平衡”戰(zhàn)略，通過戰(zhàn)略東移加大在亞太地區(qū)的資源投入，企圖遏制中國崛起，以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(qū)和全球的主導地位。

特朗普政府雖然棄用“亞太再平衡”的稱謂，但推出所謂“印太戰(zhàn)略”，明確將中國列為首要戰(zhàn)略競爭對手，把所謂“印太地區(qū)”作為美國國家安全戰(zhàn)略最重要的地區(qū)，將太平洋司令部更名為“印太司令部”，加強在該地區(qū)的軍事存在，推動美日印澳四國聯合軍演；大幅提升對臺軍售數質量，顯著增加軍艦穿越臺灣海峽次數等；一再到南海挑釁滋事，以“航行自由”之名行航行霸權之實，公然進入中國南海島礁領海領空，加大軍事演習和情報搜集力度。

同時，在次要方向實施戰(zhàn)略收縮，加速從中東、非洲等地撤軍。

2018年6月，美國與阿富汗塔利班開展對話，逐步撤出4000名駐阿美軍；2020年9月9日，美軍再次宣布將駐阿美軍由8600人減至約4500人，將駐伊拉克美軍減至約3000人。

面對敘利亞政府軍不斷收復失地，俄羅斯、土耳其強勢介入敘利亞政治進程、占據有利態(tài)勢，2019年10月，美國宣布從敘利亞全面撤軍，僅以“保護”敘利亞油田的借口，留下600名美軍。

2019年12月，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明確表示，計劃大規(guī)模減少甚至完全撤出駐西非的美軍，放棄在尼日爾價值1.1億美元的無人機基地，停止向在馬里、尼日爾和布基納法索打擊武裝分子的法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。

但是，隨著俄土伊三國不斷擴大在中東的影響力，特別是今年1月美軍刺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(wèi)隊下屬“圣城旅”指揮官卡西姆·蘇萊曼尼后，美伊對抗持續(xù)升級，美國從2019年5月起持續(xù)向中東增兵超過1.4萬人，并長期保持兩個航母戰(zhàn)斗群在海灣地區(qū)的軍事部署，其戰(zhàn)略東移計劃因此受到牽制。

強化利益至上論，提升風險敏感度

特朗普政府延續(xù)了美國利益至上論，高舉“美國優(yōu)先”大旗，將追求自身的國家利益，特別是商業(yè)利益和安全利益，作為美國對外用兵的最高目標。

一方面，美國力爭少花錢、少打仗、少傷亡，對戰(zhàn)爭風險成本高度敏感，這些在朝核問題、伊核問題和敘利亞問題上展現得淋漓盡致；另一方面，美國要求盟友伙伴承擔更大責任，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。特朗普長期批評盟國“搭便車”，強調“聯盟成員承擔更大的責任來公平分攤我們的共同利益”，不斷逼迫盟國增加防務開支，這使得廣大盟友心存疑惑、充滿擔憂。

在朝鮮半島，特朗普以“浪費錢”為名暫停、縮減或取消與韓國的“乙支自由衛(wèi)士”“關鍵決斷”“禿鷲”等聯合軍演；將美軍后撤至遠離三八線的平澤基地；先后兩次舉行美朝峰會，不時對朝方喊話示好，試圖通過經濟制裁、外交談判和軍事威懾等非戰(zhàn)爭手段，迫使朝鮮棄核。

強勢要求日本調高駐日美軍軍費分攤比例，從每年20億美元上調至80億美元；宣稱“美國有3.2萬人在保護韓國人”，要求將韓國承擔的駐韓美軍軍費分攤，從8.95億美元上調至47億美元。

重視同盟作用，提升新興伙伴地位

特朗普雖然聲稱要“卸下”同盟包袱，試圖唱衰、分化歐盟，暗示可能離開北約，批評美日安保條約讓美國吃虧，卻始終把同盟關系和盟友伙伴關系作為美國的重大利益。

在歐洲，特朗普譴責法國總統(tǒng)馬克龍的北約“腦死亡”論，并在2019年北約倫敦峰會上將中國列入北約面臨的“挑戰(zhàn)”。

在中東，積極拉攏以色列和沙特等海灣國家，推動以色列與阿聯酋建交，著力構建“以色列-務實遜尼派軸心”，以遏制伊朗在中東的戰(zhàn)略擴張。

在亞太地區(qū)，美國高度重視鞏固現有的同盟關系，重申對日韓的安全承諾，妄圖通過打造美日印澳四國同盟、拉攏東盟國家，平衡中國在亞太地區(qū)日益上升的影響力。

與此同時，由于歐洲、中東、亞太部分傳統(tǒng)盟友參與美國對外軍事干涉的意愿不高、能力不足、作用下降，美國加強了印度、波蘭、烏克蘭等“新伙伴”的前沿制衡作用。

2017年，美國將印度升級為其“主要防務伙伴”，2018年特朗普政府給予印度戰(zhàn)略貿易授權第一類別國家的地位——這一待遇僅提供給美國的緊密盟友；2018年9月，美印首次舉行外交與國防“2+2”對話，簽訂《通訊、兼容與安全協議》，并就加強聯合軍演等事務進行了談判，進一步提升兩國防務戰(zhàn)略伙伴關系。

對美國安全需求持續(xù)上升、與歐盟離心傾向加大的一些中東歐國家，也成為特朗普政府拉攏的重點。美國持續(xù)加強在中東歐地區(qū)的軍力部署和軍事基礎設施建設，在波蘭部署愛國者導彈；2020年8月15日，與波蘭簽訂《加強防務合作協議》，計劃從駐德國美軍中調遣1000人至波蘭，使駐波蘭美軍從4500人增加到5500人，還將在波蘭部署美陸軍第五軍司令部前沿指揮所等，未來波蘭有能力接納最多約2萬名美軍；大幅增加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，派遣軍艦訪問烏克蘭港口，依托北約開展聯合軍演。

綜合分析特朗普政府國防政策的一系列變與不變，其主要受到世界政治格局的大變化、美國國家戰(zhàn)略的新要求以及特朗普執(zhí)政風格的新特點等因素的影響制約，變的是手段、形式、規(guī)模、重點，不變的仍舊是美國運用軍事力量維護拓展國家利益的本質要求。

（作者單位：中國軍事科學院）